文/李国亮 夏梦洁

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攻击最甚、影响最恶劣的谣言当数“游而不击”。此谣言贯穿整个抗战时期，以致相关材料成为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口中的所谓“实证”，对正确评价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消极影响。当时一些受蒙蔽的民主人士、社会舆论也不自觉地充当起国民党反共宣传的“传声筒”，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游而不击”谣言的影响。此外，一些党的叛徒编造的相关材料，诸如“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等，更成为国民党攻击中共“游而不击”的所谓“实证”，加剧了谣言的蔓延渗透。对于谣言危害，中国共产党主动出击、综合施策，运用多种方式治理谣言，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事实雄辩：以抗日战果驳斥谣言

194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将共产党几年来坚持抗战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具体事实，作有系统的宣传解释，以便证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坚持抗战团结之力量和以事实揭穿顽固派造谣”。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日作战，及时向社会公布战斗捷报、收复失地数目、缴获数目、敌我双方死伤人数、牵制敌军数目等全面驳斥“游而不击”谣言，用铁证如山的抗日事实驳斥“游而不击”谣言，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武装的威望。

第一，通过对日作战驳斥谣言。1939年11月7日，晋察冀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24日，就阿部规秀被八路军击毙一事，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晋察冀军区，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强调：“此消息总部应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重庆及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鼓吹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游而不击之诬言。”1940年，为了粉碎日军的封锁、“扫荡”，中国共产党发动百团大战，给予日军强有力的打击。百团大战作为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战役，除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战果之外，在政治上也有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1940年9月25日，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百团大战胜利，高度兴奋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同情分子，团结了中间分子，争取了动摇分子，更加孤立了顽固分子，打击了投降派及一切失败情绪，揭穿了一切‘游而不击’的造谣。”

第二，运用抗日战绩驳斥谣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战略优势，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负责人均处在抗日最前线，对军队进行的对日作战有更为直接、深刻的了解。因此，党领导的军队及各根据地负责人在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编造的“游而不击”谣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突出成效。

1939年7月2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1期发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撰写的文章《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以大量事实说明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光辉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罗织的“游而不击”谣言。文章指出，八路军两年来与日伪进行的较大战斗有2689次，共杀伤日军65090人，伪军15430人，骡马4361匹。俘虏日军385名，伪军9615名，缴获骡马5020匹。击毙敌联队长以上军官多名。争取63批伪军反正，共计反正官兵19361名，摧毁伪维持会及伪组织更不计其数。破坏铁路437次，共计653.5公里，破坏公路734次，共计1230.5公里，毁车站36处，破坏桥梁387座，收回敌人电线10万公斤，等等。对此，左权评价道：“有人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但是上述这些数字便足以粉碎他们的造谣诬蔑。”

1941年8月25日，陈毅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一文。文章详细梳理了新四军4年来的抗战战绩：作战4967次，破坏545次，缴获步马枪48048支，轻重机枪1644挺，掷弹枪198挺，大小炮144门，战马2132匹，日本大衣5866件，生俘日军92名，伪军5479名。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仍取得如下战绩：作战372次，缴获步马枪11126支，驳壳枪226支，手枪48支，掷弹筒83具，轻机枪138挺，刺刀3把，步马枪弹48122发，驳壳枪弹507发，手枪弹2281发，手榴弹438枚，各种枪弹243发，爆布汽船3艘，破坏桥梁12座，公路283里，电线50公斤，击落飞机1架，毙伤日伪军66928名，俘日伪官兵9843名，等等。这些战绩雄辩地说明了新四军是坚持抗战的，是华中战场抗战的主力。文章强调指出：“这些胜利收获，是我新四军全体军人从半年苦斗中付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取得的，让那些恬不知耻的造谣专家们胡说吧！我新四军是否如此辈所谓‘游而不击’，有良心的正义人士自有公论。”

以理服人：阐释游击作战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国民党顽固派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编造、鼓吹“游而不击”谣言，主要是为了混淆视听，贬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中的贡献，进而限制、取消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但深究其因，则是由于两种抗日路线的区别所致。国民党作为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集团，决定了其在抗战问题上必然坚持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而这正是其始终不认同并贬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乃至不断诋毁和抨击中共“游而不击”的深层动机。

事实上，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兵力有限，武器装备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集中起来与日军打正规战并不能对日军构成较大打击，反而会放大自身劣势，丢掉发动群众、灵活机动的优势。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普遍发展民众运动，实行人民战争，才能真正给日军造成重大威胁，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之外，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及战场态势，灵活选择作战时机、地点和规模，并极大减少贻误战机的可能。而这种自主性也使得中共武装不会被国民党的军事指挥体系所左右，避免陷入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借刀杀人”的陷阱中，独自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符的阵地作战。对此，1939年3月25日，邓小平在《艰苦奋斗中的冀南》一文中解释道：“有种人责备八路军不应该把县城失掉，甚至到处造谣说‘八路军不打仗’。也有人说‘八路军吃小米打软仗，某某军吃白面打强仗’。事实证明了正面挡仗的办法，并不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责备八路军的人也不能不放弃应该放弃的县城。事实证明了敌人怕我们的‘软’仗而不怕我们的‘硬’仗，因为用主力去向敌人硬拼（这与主动地打击敌人不同），正是敌人的希望。”

1943年7月3日，薄一波在《太岳根据地是怎样坚持抗战的》一文中也指出：“有人说我们在敌后只是‘保存实力，游而不击’。这是造谣诬蔑。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事实。几年来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坚持战斗就能存在，不坚持战斗就不能存在。‘游而不击’吗？你不击敌人，敌人就来击你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来消灭你的……不能设想，‘游而不击’或者说‘战斗不力’而能够存在下去的。”

见招拆招：积极回击相关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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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多次造谣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谣言的产生、扩散阶段即予以正面回击，有效避免了谣言的进一步发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侵华方针的调整，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其突出表现就是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的公开叛国。作为最早攻击中共“游而不击”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的叛国行径动摇了军心民心，增加了抗战难度，但也充分暴露了其言论的虚伪性。1939年5月，聂荣臻著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出版。毛泽东亲自为该书作序，指出：“过去汪精卫辈开口闭口八路军与游击队‘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某些应声虫起而和之，然而汪精卫却‘游’到日本怀里去了，应声虫们则在四圈八圈麻将世界里大打其‘游击’，真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晋察冀边区里面没有汪精卫党徒，也没有四圈八圈麻将，那里却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

针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在韶关演说中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一事，1940年1月15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将领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以八路军艰苦抗战的事实，严厉驳斥了谣言。电文指出：“自汪精卫倡言八路军游而不击以来，奸人四方传播，竟以此为破坏职军信誉，破坏国共团结之口号，陈主任贤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两年半中，我八路军伤亡达十万，而敌伪伤亡则达二十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二万，缴获敌伪枪支达四万”。电文还请蒋介石派陈诚亲临八路军抗日前线实地考察，以息谣言，雪冤诬，杜摩擦。

1940年3月，针对蒋介石在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污蔑第18集团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摩擦”一事，叶剑英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引用大量统计数据，总结了第18集团军两年来战斗中的战绩，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第18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论调。

中条山战役期间，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及不明真相的社会舆论，中国共产党据理力争，通过列举事实澄清了相关谣言。1941年5月13日，周恩来通过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6月1日，周恩来又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通过列举事实驳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的谰言，强调：“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有战果！十八集团军敢于接受敌人的挑战！”6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晋南战役的教训》，通过罗列八路军在冀南、白晋线、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平绥线的对日作战详情，有力驳斥了“八路军不愿配合作战”的谣言，指出：“直到今天为止，敌寇在造谣，应声虫在叫嚣，然而事实已经回答了一切。”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为证明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对抗战的忠诚及取得的战果，1943年7月7日，《解放日报》发文《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六周年光辉战绩》，详细罗列了一年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缴获、破坏及自身伤亡和损失情况。8月24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文《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文章通过翔实的作战数据对国共两党的抗战成绩进行比较，指出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的58%，国民党仅仅抗击42%。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伪军的90%以上，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这些文章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有力驳斥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的独裁理论以及对中共的造谣诋毁。

1945年1月16日，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攻克大名县城后召开庆祝大会

借口说话：借助多元主体辟谣

为提升辟谣成效，中国共产党在积极“自述”的同时还善用“他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邀国内外各界人士到延安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最大限度“借口说话”，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绩传递给外界，实现了辟谣主体的多元化，有效澄清了“游而不击”谣言。

1944年，在实地观看了八路军夜袭汾阳日寇据点战斗后，美国记者武道指出：“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赶走的。”“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看见了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的敌军和伪军谈过话，就在他们刚刚被俘之后的几小时里。”美国记者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的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

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的谢伟思在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广泛接触及对陕甘宁边区的亲身考察后，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及其价值有了充分认识，并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量政治报告。他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军事援助的可取性》报告中即明确指出：“最最重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共产党军队，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一无所有，在华北、华中一个很大地区里，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在那些地区里他们正继续牵制着大量日军。”这些报告为美国官方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作用及价值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游而不击”的污蔑，切实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借力打力：通过日军战报澄清谣言

抗战时期，日军在伪军的协助下，积极开展“思想战”，造谣诋毁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堪一击”，但其战报却披露了大量中共武装敌后作战的战果数据，翔实记录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上对日军造成的重大打击，有力证明了八路军、新四军绝非“游而不击”。

1940年7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在《战线》杂志发表《晋察冀军区伟大的战绩》。文章指出，即便是日军指挥官都承认八路军作战英勇，组织性强，是难以消灭的力量。例如日军驻华派遣军最高顾问汤泽汉男表示：“在河北山西边境太行山脉，据说有十二三万共产军盘踞其间，为有名的朱德所率领，彼等以共产的精神，进行政治的训练，是有相当大的组织，对其讨伐是相当之困难。”再如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对部队训话：“治安工作之实施，其辛苦极大，而其成否，实则难于断言。”文章通过援引大量日军资料展现了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光辉战绩，因此“一切‘八路军游而不击’‘共产党破坏统一’等等荒谬谰言，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归于灰烬”。

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1940年10月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总结百团大战失败教训的材料中高度评价八路军的游击作战，指出中共军队“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他们回避与日军直接战斗，采取乘日军配备空虚、搜索我小部队进行袭击等方针”。

1942年12月，日军中国驻屯步兵第3联队第2大队浅叶部在进攻八路军中受阻，据日军亲历者藤原彰回忆：“八路军巧妙娴熟地运用其得心应手的伏击战法，将浅叶小队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像这样表明八路军的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1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八路军擅长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让日军感到十分苦恼。不管在冀东地区怎样加强警备，也不管怎样推进无人区，进行‘三光作战’等非人道的战斗行动，要确保‘治安’都是不可能的，日军的小股部队屡次被八路军全歼，就是有力的证明。”

1944年8月，彭德怀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提到，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的成功作战，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征兵南下太平洋战场的计划成为泡影，无奈指出“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日本《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亦称中共军队“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

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援引了一些日军方面资料来说明八路军、新四军等的抗日战绩，如：1943年6月，日军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1943年综合战果材料中述及：“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采取多重举措揭露了“游而不击”谣言的虚伪性。铁证如山的光辉战绩、晓之以理的宣传教育、针锋相对的驳斥澄清、各界人士的确凿证言、日军情报的侧面佐证，共同组建了击破“游而不击”谣言的政策工具箱，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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