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23日晚，北京的第一场秋雨刚停，勤政殿外的梧桐叶正往下滴水。灯光洒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周恩来换了一双软底皮鞋，快步穿过走廊，准备参加当晚的红墙舞会。那时的星期三、星期六，只要日程允许，中南海都会腾出一间大屋，让干部们跳几曲慢三步，舒展紧绷的神经。

舞会开始前，总理照例巡视舞池。里面有中央歌舞团、广播说唱团的演员，也有刚从会议室出来的工作人员。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河南姑娘，她身着浅色旗袍，腰板挺得笔直——姑娘刚在人民大会堂说了一段《偷杏》，嗓子清脆，逗得在场首长直抹眼泪。她正是马季的女友，台里人都知道，却没人敢当面提。

说到马季，还得倒回1956年。那一年，他考进中国广播说唱团，被指定由侯宝林带教。侯先生待徒弟一向严，但心里又偏爱这个年轻人，“千亩地一根苗”这句话，他在烟雾缭绕的团长办公室里讲过不止一次。刘宝瑞、郭全宝同样惜才，三位老师轮番点拨，让马季进步极快，也让“师父吃醋”的小插曲时不时出现，圈里成了笑谈。

1958年春，中央说唱团第一次接到中南海演出邀请。通知很具体：不许上长篇政治段子，只求让首长们轻松。马季试探着上了《装小嘴》，效果奇佳。周恩来在后台轻拍他的肩：“你得记住，你们说的不是普通段子，是让大家歇口气的艺术。”那天起，马季在红墙里的出场频次直线上升。

再说回舞会。慢板探戈响起，周恩来轻轻拉起女演员的手领进舞池，节奏稳健，步点柔和。曲子换成伦巴，他看见马季靠在窗边，就笑问：“小马，怎么样？我跳得还行吧？”马季忙点头。总理忽地收了舞步，转身把姑娘带到马季面前，语气很平常，却一句戳中要害：“小马，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们什么时候结婚？”马季愣住，姑娘也羞得低下头。短短一句话，把公事场合捎了点人情味，气氛顿时活络起来。

舞会后，周恩来把两人领到毛泽东那边。主席刚品完一杯龙井，见状哈哈大笑：“唱‘扣帽子’的是小马的对象？怪不得台上那么尽兴。”一句玩笑，让年轻人松弛下来，也让相声圈津津乐道多年。

1961年夏，另一起小风波把马季再次推到总理面前。那年7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朝鲜队与八一队的足球赛，八一队一球惜败，五百多名球迷怒砸看台，还围堵裁判。事态传到钓鱼台，周恩来脸色很不好：“输球可以，闹事不行！”他直接给马季下任务：“写个段子，讽刺这股歪风，越快越好。”马季熬了两个通宵，《球场上的丑角》成稿，录音在赛前循环播放，球迷情绪果然缓和不少。

比起赛事风波，周恩来对文艺走向更为上心。1962年初冬，中央歌舞团在怀仁堂排练。台上几个陕北姑娘唱起河北小调，腔调洋味十足。总理看了半段就皱眉：“把她们调进来，是为了保留陕北民歌，不是为了赶时髦。”团长连声认错。边上观摩的马季暗自警醒：守住根脉，艺术才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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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季与周恩来的交流，从来不限舞会或排练厅。一次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请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中场需要短节目垫场，于世猷临时请假，马季只好单刀上阵，一段《抡弦子》说得抑扬顿挫。演毕，周恩来把他叫到座位旁：“小马，学艺得有自己的作品，光学是不够的。”这话马季记了一辈子，也成了日后坚持创作的动力。

1965年隆冬，北京又落大雪，中南海设宴犒劳说唱团。酒到微醺，侯宝林正要离席，被杨尚昆挽住再喝十七小杯。侯先生步出西门，瞧见一名收破烂汉在雪地里吃力拖麻袋，想起自己当年穷戏班的小辫子，心里一酸，掏出两块钱让三轮车把人送回家。这事被看门卫兵记下，传到团里，成了口口相传的佳话，也侧面印证了老辈艺人的善意。

同一时期，王光美邀请部分演员观摩卓别林《杀人喜剧》。胶片没配中文字幕，她边看边给刘少奇翻译。镜头扫到药瓶，“CHLOROFORM”几个英文字母闪过，她轻声嘀咕：“什么意思？”坐旁边的侯宝林小声答：“麻醉剂。”王光美惊讶，原来这位老先生不仅贯口惊人，还能读英文。小插曲令她重新审视传统曲艺人的文化底蕴。

时间推到1970年代，马季已是说唱团台柱，可他仍会回味那场秋雨过后的舞会。周恩来一句“什么时候结婚”，既是关心，又像台上精准的抖包袱，温和又到位。后来马季回忆，总理是用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保护了一对年轻人的爱情，也守护了一门古老艺术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