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7日清晨，北京外交部大楼的走廊里回荡着敲击电报机的噼啪声，一份措辞冷静却意味深长的照会发往地拉那，宣布中国即刻终止全部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同时召回在阿工作的专家。十一年的密切合作，在这一天骤然划上休止符。

要理解这纸照会的来龙去脉，需要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11月23日。那时新中国成立才过一个月，阿尔巴尼亚率先伸出友谊之手提出建交。对于急需国际支援的新中国，那是一根难得的橄榄枝。短短几年后，中阿关系被外界称作“山鹰与雄狮的联盟”，象征意义几乎与日后中巴情谊等量齐观。

1954年，中国首次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贷款。一边是刚刚打完抗美援朝、百废待兴的内地，一边是人口不足两百万的小国。可就是在自己都缺粮的局面下，中国仍然把18０万吨粮食、批量拖拉机甚至最先进的化肥设备源源不断地送往巴尔干半岛。有人私下打趣：“家里饭勺还没捞稳，就开始给朋友夹菜。”

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点名批评中国时，只有阿尔巴尼亚代表站出来反驳。那一句“毛泽东—恩维尔，哥俩同根生”的口号迅速传遍地拉那街头，也让北京下决心把援助额度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贷款七十五笔，金额逾一百亿元人民币；十九个成套工业项目打包上马；军援比例甚至高达四成以上。

数据看上去辉煌，执行过程却并不理想。耿飚大使后来回忆，阿尔巴尼亚的机场跑道边堆着被雨淋得发红的发电机；农田里，没拆封的化肥袋随风滚动。当中国专家提醒要盖库房时，对方工作人员耸耸肩：“坏了再说，中国还会送。”这种“有求必应”的模式，最终让阿方习惯于伸手，缺乏自我造血的动力。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抵京，为尼克松访华铺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让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坐卧不宁，他疾书万言信，质问为何事先不征求“兄弟意见”。同一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两阿提案”功不可没，但分歧的种子已在两国心中悄然发芽。

矛盾在暗处发酵：地拉那中国大使馆新馆被发现安装了三十五个窃听器；阿方多次追加援助要求，连“每个农业社都要配电视机”这样超出现实水平的设想也写进清单。耿飚向国内报告时直言：“再这样供血，两国都难受。”

1978年改革开放的序幕刚拉起，邓小平着手“算旧账”。经过两个月详尽核对，援阿账面数字令人咋舌，而阿方对偿还问题从未给出时间表。邓小平一句“银子不能再这么撒”定了基调，叫停援助也就顺理成章。耿飚在回忆录里写下那句耐人寻味的话：“他们就没考虑借的东西还是要还的。”

撤人也是插曲。双方原定飞机同时起飞，但阿方嫌中国飞机过境仅几分钟而阿机在华要飞七小时，坚决要求改动。最终两国各自起飞，谁也没在意所谓“同步”，算是对多年来礼让有加的讽刺收尾。

援助戛然而止，阿尔巴尼亚经济旋即陷入低谷。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大规模“地下银行”高息揽储，最终演变为举国范围的金融崩盘。那口由学生用废旧弹壳铸成的“和平钟”，至今仍挂在地拉那市中心，钟面上“我在子弹中出生”八个铅字，见证着一个国家在依赖与阵痛间反复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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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排斥慷慨，却从不宽恕缺乏自省。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之间那段横跨二十余年的援助故事，给后人留下最直白的一条启示：友情再深，也需互信与平等来维护；外力再强，也替代不了自力更生的根基。